中新社西安8月24日電 題：彬州大佛寺石窟的東西方文化交流體現在哪？

——專訪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王雙懷

中新社記者 阿琳娜

唐朝初建，政權未穩，李世民在被稱作“大唐開國第一戰”的淺水原大戰中打敗薛舉、薛仁杲(gǎo)父子，平定隴西，保障了關中安全。此戰傷亡慘重，為超度將士亡魂，李世民在唐長安城附近修建了應福寺，也就是如今的彬州大佛寺。這座寺院成為唐都長安附近的重要佛教石窟寺，也是陜西省境內規模最大、價值最高、內涵豐富、藝術特征極為鮮明突出的一座石窟寺。

李世民為何要開鑿彬州大佛寺石窟？彬州大佛寺石窟有何歷史地位？其在藝術造型上體現了哪些東西方文化交流？近日，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王雙懷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就此作出解答。Play Video視頻：【東西問】王雙懷：彬州大佛寺石窟的東西方文化交流體現在哪？來源：中國新聞網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李世民為何要開鑿彬州大佛寺石窟？彬州大佛寺石窟有何歷史地位？

王雙懷：彬州大佛寺石窟是唐代都城長安附近的重要佛教石窟寺，位于陜西省彬州市的清涼山下，開鑿于唐貞觀二年(公元628年)，原名應福寺，是李世民為他指揮下的彬州淺水原大戰中陣亡的將士超度亡魂追福所建。北宋仁宗皇帝為其養母劉太后慶壽時改稱慶壽寺。明代以后因窟內大佛造像高大雄偉俗稱大佛寺，并沿用至今。

整個石窟群錯落蔓延在400米長的崖面上，有供奉大像的大佛窟；有為佛教信徒巡禮的千佛洞；有專門為坐禪而開鑿的小型禪窟(羅漢洞)，還有用于講經說法的講經堂，給僧人生活起居的僧房窟，這些不同性質的洞窟相互搭配組合，構成了一所功能完整的崖中佛寺。全寺共有大小石窟130多所，造像1980多尊，歷代題刻170多副。

圖為彬州大佛寺石窟。梅鐿瀧 攝

大佛窟為該石窟的中心，也是最大的洞窟。窟平面呈半圓形，窟內有一佛二菩薩石胎泥塑像三尊。阿彌陀佛(俗稱大佛)倚崖居中，高20米，肩寬13米，手高4.5米，指長2米。兩邊分別站著兩尊脅侍菩薩，高17.6米，左側為觀世音菩薩，右邊為大勢至菩薩。

大佛寺石窟中的大佛洞、千佛洞、羅漢洞營建于初唐，在武周時期達到極盛，中晚唐及之后略有補鑿，營建工程基本結束。宋元明清歷朝都有修補或裝飾，并建有保護大石窟的設施。唐代和明代窟前皆有護樓，現存五層磚木結構護樓為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修建。

題刻是大佛寺石窟的另一重要特點。目前大佛寺石窟的歷代題刻中，唐代大多敘述佛教經典、開龕造像緣由、造像者姓名和發愿詞等，宋代和明清多為游覽佛寺、瞻仰佛容的留名，金元時則主要是妝飾佛像的題記。這些碑刻題記為研究大佛寺開鑿與沿革，以及社會生活與佛教藝術等提供了重要資料。

中新社記者：彬州大佛寺石窟在藝術造型上體現了哪些東西方文化交流？

王雙懷：大佛寺石窟地處古絲綢之路東段北道的主干線上。東漢時期，佛教經古絲綢之路傳入，南北朝時逐漸達到高峰，隋唐時達至鼎盛。大佛寺石窟反映的正是這一鼎盛時期的造像狀況。

主窟大佛窟的窟內有佛龕70余處，造像1001尊。洞窟上部的總體構造是中國建筑樣式的歇山式，東西兩側有山花墻。

窟內的主尊大佛左手著膝，右手施無畏法印，全身姿態自然豐滿，螺髻罩頂，兩耳垂肩月眉鳳眼，鼻直口闊。慈祥中透出威嚴，威嚴中又見慈祥。左右兩尊菩薩各持法器，面相豐圓，含蓄恬靜，所著錦衣，流暢自如。其形其神，體現了初唐藝術的氣象。

大佛身后光環表面，刻著火焰紋、花卉和卷草紋圖案，其中還穿插了眾多的飛天伎樂和坐佛形象的浮雕，這些背光間的小坐佛有著低平的肉髻，方圓的面龐，豐圓而敦厚的身軀，保留了很多北周以來的造像特征。

大佛寺石窟中有不同時期的佛、菩薩造像，菩薩的女性化反映了佛教中國化的特色，其服飾也可以看出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印記”。衣服樣式有薄衣貼身，無衣褶，是印度薩那拉特式。身披薄薄的通肩式袈裟，薄如蟬翼，隱隱約約顯露出身體的輪廓，為馬土拉式。雙領下垂，衣褶厚重則是印度犍陀羅式和中國南朝時期樣式結合而成的中土樣式。這些代表著不同的時代背景、文化內涵和文明交往成果。

圖為千佛洞內景。彬州市大佛寺石窟管理處供圖

中新社記者：近年來對彬州大佛寺石窟進行了哪些保護，其中中外合作對保護有何意義？

王雙懷：彬州大佛寺石窟是古絲綢之路上的重要文化遺存，近年來對其保護力度也不斷加大，包括完善機構設置和相關保護制度，提高保護水平，改善保護核心區環境等。

目前已建立和完善了大佛寺遺產管理動態信息與預警系統預防性保護，實施了大佛寺石窟明鏡臺上巖體卵石層脫落搶險加固工程，大佛寺石窟巖體與僧房窟保護加固工程，大佛寺明鏡臺搶險加固工程，丈八佛窟檐修建工程等，并對核心區環境進行多次修復，對大佛寺石窟內部環境進行全面整治。

其中，以中德合作保護工程為主的保護維修工程基本保證了石窟本體的安全。大佛窟危巖加固解決了窟頂的安全隱患；考古清淤使大佛窟重現原始地面；大佛窟及佛像三維有限元數值模擬與分析，主要是研究石窟和佛像的應力狀態，對洞窟和佛像穩定性作全面評估，為石窟加固提供重要依據；對大佛窟穩定性監測，砂巖風化原因與保護方法也進行了研究。

中德兩國在大佛寺石窟開展文物保護合作期間，中方根據合作協議派出10余人次的技術人員分批赴德國學習和研究，德方也派出技術人員赴中國大佛寺石窟進行合作研究，這些技術人員對大佛寺石窟保護工作起著重要作用。

中德在彬州大佛寺石窟保護方面的合作，促成兩國專家攜手為文物保護貢獻智慧與力量，同時也有利于推動陜西與德國在文化遺產保護理念、技術、方法等領域的深度合作，共同提升文化遺產保護水平。

圖為一板佛像。　(彬州市大佛寺石窟管理處供圖)

中新社記者：作為世界文化遺產，彬州大佛寺石窟所傳遞的文化內涵對如今的中外文化交流有何啟示？

王雙懷：2014年，彬州大佛寺石窟作為“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中的一處遺產點，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申遺成功對彬州大佛寺石窟而言意義重大。

我們應當以世界文化遺產的標準對彬州大佛寺石窟進行研究、保護等。除了加強對文物本體的科學保護外，也要通過多種方式，展示大佛寺石窟在古絲綢之路的地位及其價值。

作為世界文化遺產，彬州大佛寺石窟的保護應由單體保護為主向整體保護為主轉變，由單純保護向保護傳承利用有機結合轉變，在保護中利用，在利用中保護。保護是為了更好利用，利用是為了更好保護，通過有機結合，達到保護傳承文化遺產的目的。

在1300多年的歷史歲月中，彬州大佛寺石窟見證了古絲綢之路的繁盛，以及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發展。如今，中國正在大力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這是對歷史上的絲綢之路精神的繼續和發展。傳承歷史，文明互鑒，對中外都是有益的。(完)

受訪者簡介：

王雙懷，陜西師范大學歷史學博士，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生態學博士后，香港浸會大學、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訪問學者。現為陜師大歷史文化學院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央視“百家講壇”主講人、央視《中國地名大會》嘉賓。長期從事中國古代史、中國歷史地理和中國文化史的教學與研究。出版史學著作40余部，在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180余篇。被評為“陜西省教學名師”“全國優秀社科普及專家”，獲寶鋼教育獎之“優秀教師獎”和明德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