鍋爐維修

1969年年初，我來到杭州城郊的一個人民公社，叫做紅衛公社紅向陽大隊（今楊家村社區）第二生產隊。1972年，上級開始建造杭州到湖州間的鐵路，路線剛好通過我所在的紅向陽大隊，杭湖鐵路籌備處準備征用大隊的土地。同年8月，在土地征用補償條款中允許招幾名社員進鐵路局。

(資料圖片)

我的家庭背景與杭州鐵路局有很深的淵源，幾代人都在鐵路上工作。我的爺爺呂湘芝是滬杭鐵路局最早員工，畢業于清廷郵傳部鐵路管理傳習所，也是杭楓鐵路（杭州至楓涇）的創始人之一。自從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起就擔任鐵路杭楓線（杭州-楓徑）的車長，還當過長安鎮站、斜橋站、拱墅火車站的站長。我的父親叫呂曉初，1936年考進浙贛鐵路，參加過鐵路上的抗日活動。解放初擔任鐵路防空參謀，1953年后成為列車段副段長、材料股長總務股長、供應段總會計。雖說父親1963年5月開始才長病假。不過，我的幾位叔伯和他們的幾個兒子也在鐵路上工作。上世紀50年代初，鐵路員工中拿最高工資者是火車駕駛員，達到每月99元。父親是新中國鐵路建設的有功之臣，他拿的是“保留工資”，可以達到每月101元，比最高工資者還要多出2元，這個數一直拿到他長病假時為止。

在1972年8月，我進入杭州鐵路分局水電段工作，一做就是10年，直到1982年調到生活管理段為止。杭州站歸上海鐵路局統管，稱為上海鐵路局杭州分局（下稱“分局”），分局又管轄省內與鐵路相關的機車與車站等，下設部門稱為“段”。我在水電段下面一個部門，鍋爐車間做事。鍋爐車間員工達到上百人，負責全省鐵路上的鍋爐業務，包括列車與車站生活用的大、小鍋爐。我們不僅維修鍋爐，還負責車站照明、客運列車供水和火車機車的軟水供給，以及車站生活用水。每年入秋后，我們需要加班加點，按時完成交付給各站段制作或修理的鍋爐。

鍋爐維修工作責任重，又臟又累，人要鉆進爐膽里沖洗、清除水垢，粉塵與氣味憋得喘不過氣。讓我最煩心的事莫過于出差了，因為全省火車或火車站的大小鍋爐出了問題，就要去維修；鍋爐用久了，爐膽會有水垢，需定期清除、維護。如果遇到大型鍋爐出了問題，影響到各站段、各部門相互間的運作，還會給鐵路行車帶來障礙。由此，各工種師傅都要來幫忙，稱作“大會戰”，大家全力以赴，相互協作，一般要十天半月才能修好。雖說辛苦，也有快樂的時候，大家趁完工前的空閑，輪流溜出去旅游，寧波、江山、紹興這些地方的景點。

康橋貨場，一塊“鐵路改制試驗田”

上世紀90年代，國企改革處在風口浪尖上，上級決定在康橋創立一塊“鐵路改制試驗田”。我作為總經理辦公室管理員，有幸經歷并目睹了初創時的全過程。上世紀80年代前，康橋只是杭州郊區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村落。改革開放后，家家戶戶養雞，有了“杭州雞窩”之稱，原屬半山區。

1990年，半山區與拱墅區合并，新拱墅區設立康橋鎮。在分局經營公司主導下，鐵路與康橋村委會合作，從火車北站貨場辟出一條支線到康橋村，再在村里分出3條支線組成康橋貨場，成為杭州北站的二線貨場。1996年浙江康橋運貿實業有限公司暨康橋貨場開業，隸屬于分局多種經營公司，調車、編組、發送車輛，這些事務則由北站管理，我作為貨場管理員被調到康橋。

初到時，那里仍是一大片農田，或者說是一塊“白地”，派出人員與康橋村委會合作，開拓貨場，招募村民入場從事托運與倉儲業務。幾年下來，貨場逐漸發展成為一個集運輸、貿易、倉儲、聯營、出租、外包等為一體的綜合實體。

優越的地理位置以及以改革開放后周邊地區商貿企業發展的突飛猛進，不少物流企業應運而生，帶動了康橋的住宿、餐飲與零售業。加上貨場運輸便利，服務周全，業務量與日俱增，客戶不斷增多。一個不大的貨場與鄉村聯營，為鐵路増加了效益，帶動了周邊鄉村經濟，調動了鄉村剩余勞力，著成為90年代鐵路國企改革開放中的一面旗幟。

鐵路各分局聞訊，紛紛過來參觀取經、觀摩效仿，乃至上海鐵路局也派人下來考察。康橋貨場改革成功，不僅在分局全面開花，其它單位也仿照康橋貨場經驗，實行獨立核算、自負盈虧，開展多種經營，不再吃大鍋飯。在鐵路線上，我們率先將職工薪酬和獎金剝離主業，自負盈虧，實踐下來，于國家、于員工都做到了“雙贏雙利”，為國企改制創建了一個全新模式。

當然，康橋貨場改制成功與分局各兄弟站段的支持分不開，也離不開全體員工的努力，并得到了上級關懷，省市領導同志親臨貨場視察鼓勵。可以說，改革開放造就了康橋貨場，每位員工都得了實在的收益，成為地方改革生力軍。

口述：呂自訓 執筆：龔玉和